人间词话三种境界
1、第一境界：昨夜西风凋碧树，独上高楼，望断天涯路
昨夜的风非常的大，把绿色的树叶都刮落了，用来形容当时局势的动荡不安，而作者也为自己的前途感觉堪忧，迷茫，所以才会独上高楼，想要望尽天涯海脚，找到自己的方向。其实第一境界所说的就像是涉世未深的小孩，对未来充满了憧憬，但又感到很迷茫，不知道自己该去向何方?将去做些什么?
2、第二境界：衣带渐宽终不悔，为伊消得人憔悴。
出自柳永之手，描述的是爱情、相思，把主人公饱受相思之苦，变得憔悴消瘦描写的淋漓尽致。估计，也只有柳永可以做到吧。然而在这里，跟爱情和相思并没有太大的关系，在这里，王国维想表达的是，在这个人生阶段，已经走了人生目标，并且为之艰苦奋斗，坚持不懈，变得憔悴消瘦也无所谓，可看出那种坚心，和毅力。
3、第三境界：众里寻他千百度，蓦然回首，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。
出自辛弃疾之手，描述的是一个人为了寻找自己想寻找得东西，跋山涉水，奔走千里，然而一直没有进展，突然的一个回首，发现，要寻找的东西就在眼前，苦苦追寻后，终于迎来了惊喜，告诉我们，只要努力，用心，总有一天会获得成功。
《人间词话》是王国维根据自己的艺术观对古代诗词的研究与赏析。在《人间词话》中，王国维主要阐述了其境界说的观点，王国维将境界说看作是诗词创作的原则，可以根据它来判断不同诗词境界的高低。在书中，王国维了还分析“情”与“景”的关系，认为情景交融的诗词达到了上等的艺术境界。
《人间词话》是王国维所著的一部文学批评著作。《人间词话》作于1908～1909年，最初发表于《国粹学报》。该作是作者接受了西洋美学思想之洗礼后，以崭新的眼光对中国旧文学所作的评论。
表面上看，《人间词话》与中国相袭已久之诗话，词话一类作品之体例，格式，并无显著的差别，实际上，它已初具理论体系，在旧日诗词论著中，称得上一部屈指可数的作品。甚至在以往词论界里，许多人把它奉为圭臬，把它的论点作为词学，美学的根据，影响深远。王国维的《人间词话》是晚清以来最有影响的著作之一。
王国维以“温飞卿之词，句秀也;韦端己之词，骨秀也;李重光之词，神秀也”高度评价了李煜的词，说它“神秀”，韦庄的词被称为“骨秀”，温庭筠的词称作“句秀”。
王国维生活在中国黑暗的时代，外族入侵，清政府没落崩溃，社会失控，价值体系紊乱，人们的思想观念经历着剧烈动荡，个体生命在精神上处于迷茫和苦痛。王国维的人生也经历着时代痛苦的洗礼。1902年，王国维因病从日本回国，他说自己的身体是如此的虚弱，而性格又是如此的忧郁，“人生之问题，日往复于胸臆，自是始决计从事于哲学的研究”。
人生问题的困扰使他走向了哲学。在哲学之中他涉足到康德、叔本华哲学，希望通过哲学能够揭示人生的真理，摆脱人生的痛苦与无奈。但是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，在1907年，他又感叹：“哲学上之说，大都可爱者不可信，可信者不可爱。”对于王国维来说，“可信”与“不可爱”的哲学是以现象界为对象，可以得到确切的实证科学知识，这种知识可信，不过这种知识只是陈述经验事实，并不能满足人们对人生意义的追求，所以他觉得不可爱。
他追求的是“可爱”与“可信”的统一，这就使他陷入学术界自近代以来形而上学与科学实证的内在紧张，非理性主义与实证主义冲突、对峙的泥潭之中难以自拔。王国维本以为研究哲学可以解决“人生之问题”，从中寻觅人生解脱之途。但事与愿违，倒使王国维陷入了“可爱”与“可信”两难境地的烦闷之中，他不得不放弃哲学的研究，另寻解脱之路。
他的学术注意力由哲学移于文学，以期在文学中能够寻觅到人生痛苦的慰藉，找到自己的人生境界与目标。在文学研究中，文学本身的非功利给他带来了审美的愉悦，于是他撰写了《人间词话》。
王国维，1877年12月3日出生。世代清寒，幼年为中秀才苦读。早年屡应乡试不中，遂于戊戌风气变化之际弃绝科举。二十二岁起，他至上海《时务报》馆充书记校对。
利用公余，他到罗振玉办的“东文学社”研习外交与西方近代科学，结识主持人罗振玉，并在罗振玉资助下于1901年赴日本留学。1902年王国维因病从日本归国。后又在罗振玉推荐下执教于南通、江苏师范学校，讲授哲学、心理学、伦理学等，复埋头文学研究，开始其“独学”阶段。
1906年随罗振玉入京，任清政府学部总务司行走、图书馆编译、名词馆协韵等。其间，著有《人间词话》等。1911年辛亥革命后，王国维携生平著述3种。眷随儿女亲家罗振玉逃居日本京都，从此以前清遗民处世。1922年受聘北京大学国学门通讯导师。
1927年6月，王国维留下“经此世变，义无再辱”的遗书，投颐和园昆明湖自尽。在其50岁人生学术鼎盛之际为国学史留下了最具悲剧色彩的“谜案”。
